冊封體制與東亞國際關係的一試論(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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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封體制與東亞國際關係的一試論(演講稿)

作者:采集侠 时间:2020-12-18 19:27   

一,前言
  應邀參加「東亞文化意象的多稜視角系列講座:東亞國際關係研討會」,作一場專題演講,題為「冊封體制與東亞國際關係」。該研討會由廖肇亨教授企劃,藍弘岳教授承辦,動機之一是為討論西嶋定生教授所提出的東亞世界的學說。我受惠此說甚多,故義不容辭。本文是根據我的演講稿改寫而成,略去了關於東亞世界論與冊封體制的相關學說的介紹。我長期從事此課題研究,愚者千慮,總有一得,願能作為此研究往前進一步之資。


二,關於天下秩序說
  首先是對於「天下秩序」說的兩點評論。
  其一,將天下理解為同心圓的政治結構,且將它視之為皇帝制度,可再商榷。
  冊封體制論是要解釋東亞所存在的一元政治秩序。此一元之論引發學界相當的反響,因為它挑動了學者的民族情感。正反意見相攻,蔚為學界盛況。天下秩序論是在諸冊封體制學說中最堅守一元政治秩序構想者。天下秩序說將此一元秩序設定為同心圓結構,由中心向外分諸層次,分別是「內臣」、「外臣」與「不臣」。內臣之區又分為郡縣與冊封,外臣則是朝貢,不臣則是敵國。我曾在〈東亞前近代國際關係研究的若干省思〉(《中國言語文化》2,首爾,2012年))一文中檢討該學說,摘要如下。
  我們可以分現實與理論兩方面看。中國及其週邊,或說是東亞,是否出現這種同心圓政治結構的事實應再考察,我下文會再說明。當然,我們可以認為這是皇帝制度的理論而非一定要是現實,若不能實現只是中國國力所不及。問題是,皇帝制度真有這個理論而且為制度嗎?其實是沒有的。若要證明同心圓為皇帝制度的主觀信念與政策,必須是根據法制文書。然而我們沒有看到歷史上的中國法制文書中有同心圓的天下秩序結構的完整論述。若這真的是皇帝制度的重要內容,法制文書中沒有紀錄是不可思議的。目前學者所論證的同心圓結構是藉由諸史料的拼湊。由片斷的史料拼湊出一幅完整的圖像也是有效的史學研究法。只是作為皇帝制度的核心制度豈可能是出現在片斷的史料中再由史家拼湊出來,而且其出處幾乎都是儒家經典,如《周禮》、《禮記》、《尚書》等。若這種拼湊出來的整體像是真的,也只能是儒教的政治論述,或說是世界觀。即使儒家經典是皇帝制度的聖經,但儒教的政論不能等同於皇帝制度中的法制,更不能直接視為是政策。我多年來自我反省,不加論證的就將儒家學說等同於皇帝制度是錯誤的。與同心圓天下秩序最有關的是《周禮》中有「九服」之說,即中國天子將其所支配的區域以京城為中心,由近及遠,劃分為九個區域。但歷史上的皇帝制度何曾將此理論轉化為制度?唐代的《五經正義》當然會對於此九服之說作出註釋,但我們不能把它當成唐代有「九服」制度的證據。
  其二,某些天下學說是變相證明了歷史中國是西方近代帝國的東方版。一些天下學說雖強調歷史中國不是帝國而是天下,但其天下的型態卻是抄自西方近代帝國。這種天下研究是忽略了東亞的自國的自立性。
  冊封體制讓我們看到了以中國為核心的政治體,其型態是內郡縣、外冊封之國。於是有學者將此政治體稱之為「世界帝國」。西嶋定生教授的學生尾形勇教授有一本名為《東アジアの世界帝国》,其內容是探討三至十世紀的中國。其後天下學說的一些學者將此「世界帝國」稱為「天下」。所謂世界,是指由諸國所構成,這的確符合了天下的定義,天下也是由諸國所構成,所謂「天下—國—家」。我在這幾年的研究中,強調對於「天下」的觀察角度要從「地上」,即由作為政團的「家」到諸「家」所共構的「國」,再到諸「國」所共構的「天下」。(〈從天下到地上:天下學說與東亞國際關係的檢討〉,《臺大東亞文化研究》 第5期, 2018年04月)我也認為天下有一元的政治秩序,但此共同的政治制度所建構出的普遍秩序是以諸國並立為其結構。目前我們還說不清楚這種東亞型態的「國」,因為這個地理區太大,國的類型也有多種,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是近代型的民族國家。「天下國家」學說中的國的體系是階序的,有天子之國、王國、侯國等。若說此天下有一元秩序,是通過天子與諸國首長間的政治關係。至於這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應如何理解,須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夠知道。
  目前一些天下學說強調天下之內沒有「國際」。若說天下之內沒有像今天一樣的國家之間的平等外交關係,這是肯定的。西方沒有,東方也沒有。國與國之間有平等邦交是近代國家體系(system of states)成立後的事。若說因為沒有平等邦交就說沒有「國際」,則只是定義問題,沒有什麼好爭論的,問題在於此「不是國際」之說是將中國與外國的關係視為「天朝」與「屬國」的關係。一些冊封體制說證成了「天朝—屬國」的存在。
  此天下秩序說又反對視天下為帝國,更精確說,是將天下視同近代西方帝國。因此有趣的是,結果反而證明了東方的天下是西方近代帝國的東方版,其結構也是「宗主國—藩屬國」,只不過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不同於西方版,好比學者強調其關係是來自冊封體制中的君臣關係。因著此冊封體制的獨特性,所以說天下不是帝國。
  此天下說引人注目的理由是它建構了歷史上東亞的「天朝—屬國」的現象,滿足了「東亞稱雄」的想像,而且說它的人還可以帶點驕傲,因為它沾染儒教制度,所以天下還是好的「宗主國—藩屬國」,也所以不是帝國。
  將此天下秩序之「秩序」說成是「法」為更極端的學說。西嶋教授說律令是東亞共同的文化要素,只能是說中國的律令(如唐律、明律)在東亞流傳,各國立法者在立法時會參照,但不是指唐明律成為各國的國法,更不是說中國律令成為東亞的「天下法」而直接規範各國。預想東亞實施一套「天下法」,是因為學者設想此地區是「宗主國—藩屬國」體制所構成的「天下」。若說東亞有一套共同的法律制度,名為天下法,我相當支持,若說此天下法是由中國單獨立法,而實施於「天下」之各國,則缺乏史實證明。這也同樣分為現實與制度兩面。論者可以說中國制定「天下法」只是作為制度,至於是否在東亞普遍實施是看中國的國力。但實際上中國只制定「國家法律」(《唐律疏議》語),施用於「國家」即當時的中國,從沒有要制定所謂天下法而施用於與中國有政治關係的東亞地區全域。
  歷史上的東亞是否可以想像成「中國(宗主國)—諸國(藩屬國)」,猶有可說之處,但說中國意欲在東亞全境推行一套法律,則顯然是錯的,若再進一步說東亞真有這一套法律,則無此事。
  我再舉證一次1874年中國外交官對日本外交官談及中國與朝鮮關係的用語。他說朝鮮 是中國(清)的「屬國」,但「內政教令」、「和戰權利」「皆(與中國)無與關」,是「自主之邦」。這就是學界目前所說的「自主的屬國」。若要說這種國際關係(中國與外國)就是「天下法」,我也接受,但要說中國的法制實施於「屬國」,則非事實。
  我想這樣的天下論可以滿足了一些人的情感,一方面認為中國曾是帝國,另一方面又是好的帝國。但,天下不是這種好的帝國。當然我也不是在說它是壞帝國,而是不要又講天下,又以近代西方帝國為典範,自相矛盾。